石棉县先锋乡黄桃熟了 预计可量产6.5万公斤

他们以自家的承包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为抵押而获得一笔贷款，是正常的。

规模经济的核心是自主创新。在2004年之前，苏州经常提及的口号是富民强市。

即使一些IT产业，实际上也与研发、设计无缘，装配工人多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他认为，通过外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存在着制度性缺陷。1983年后，陆咸曾奉调组建苏州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并于1991年离休以后加入苏州市经济学会其实，贺雪峰教授的结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包括了吃饭穿衣等消费，也包括了出行、医疗、养老、保险等消费，如此等等。第四，就贺雪峰教授的本意来看，无非是担心农民工受刺激消费而花光积蓄后生活陷入困境，由此并不能得出有的媒体炒作的贺雪峰跟党中央唱反调的结论。黄有光简介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 (1961年)，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年)，悉尼大学(经济学PhD,1971年)。

经济增长不是唯一问：你以前一直强调中国经济会继续增长多年，现在遭遇金融危机，你还有信心吗？中国下一步经济转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领域？黄有光：我认为中国短期会受经济危机影响，中期还会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至少还会再持续二十年的时间，美国有的问题，中国没有。第三，中国人民的努力工作，高储蓄、高投资。问：说到底，中国老百姓消费水平不高其实是没钱消费，消费不行，过度投资也面临瓶颈，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一直坚持东亚过度依赖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如今扩大投资是否会对经济长期调整带来隐患？黄有光：是的，我国近一二十年来消费不高储蓄较高有其内在原因。首先来自人口结构和劳动比率，16岁～65岁的人在二十年间占很大部分，使得我国工作人口比率高，因此高储蓄率可以在将来人口迎来老龄化的时候，社会有足够的储蓄供老人、孩子消费。

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reader;1974 年～1985年)及讲座教授(personalchair;1985年)。黄有光: 我也认为他个人的经历使得他非常反对政府主导经济，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应该返回计划经济，但他的反对有点偏激，有些地方比如环保是需要政府管制的，但是杨小凯就一概反对。

至于先发优势还是后发优势，都能一定程度地促进经济，后发优势就是学习已有的高技术，成本低，追赶速度快，我国经济几十年来的高增长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个理论的分析基于厂商都是完全竞争的，面对的需求线是水平的，我要买多少都可以，我会生产到边际成本相交的点，事实上厂商不是完全竞争的，同样的价格能多卖就多卖，需求线是向下的，降价才卖的出。改革开放后，人民收入提高了，达到了更高的快乐，就有了一个更高的参照系。他也是您多年的好朋友，怎么来评价当年他与林毅夫的理论之争呢？黄有光: 杨小凯同林毅夫的争论确实有一定的影响：比较优势还是注重长期的分工等因素之间的争论以及先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

各国研究都显示，小康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不能明显地提高快乐指数。金融危机很可能影响产量造成失业，总需求下跌，失业增加，凯恩斯就强调扩张总需求。金融危机会使大家整个快乐程度降低，但保证总需求不减少就可以避免这种冲击，传统的货币学派的看法认为金融危机不可怕，长期会自动修复，货币供给总需求只能影响价格不能影响产量，危机并不可怕。美国政府长期赤字，对于一个小的国家问题不大，但美国占整个世界经济的近三分之一，这么高的赤字对整个世界就是很大的不平衡，美国的对外贸易也是赤字，同时大部分消费者消费过多，这些情况和我国情况相反，加上多年来缺乏监管，金融机构的人为所欲为，利用职权占有利益，违背消费者的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小共产主义——就是小中央计划，一家公司里面是没有市场机制的，而由行政命令来做的。

中国经营报记者徐瑾在上海专访了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黄有光。对快乐的终极推崇，拉近了经济学与普通人的距离，使经济学回归到本真状态。

关于具体措施，我比较确定的是加强对环保的要求，强调越早越好，但同时还要考虑经济水平，很穷的时候不能拿一半的收入来进行环保，但不管多么低的经济水平，都应该讲环保，只是你具体做的程度不同，因为，污染者只有到了他所得的边际利益为零时才会停止笔者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论证，至少应该征收等于减少污染的边际成本的税，而这是比较容易估计的，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

温饱之后，重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否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是很自然的。近两三个月来，不但英国皇家学会宣称，人类经济活动造成全球变暖已经是和地心吸力、进化论同样肯定的事实，连商界名人也出来强调环保的重要。其实，一般的收入税或消费税，即使不考虑平等因素，单单从效率上而言，实际上是可以起到纠正作用的。像茅于轼所说，人们用危害道德的方式赚钱，用危害健康的方式花钱，长期快乐如何能明显增加呢？第三，随着生产与消费的增长，人们生存环境受到的破坏也会增加。有人认为，针对污染的边际危害的税率应该是多少，很难估计。如果只是中国一个国家必须减少污染，其成本也可能很大。

比如，不少环境科学家认为，如果不在未来一二十年内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一旦排放量越过临界点，全球变暖的影响可能就无法逆转，会给人类生活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总之，当一个人在挨饿时，可能会说他宁愿毒死不愿饿死。

但是，在已经实现温饱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那些就长期和全社会而言对快乐更加重要的环保、科技、卫生保健、教育等问题。由于相对收入效应的存在，一个人（尤其是富人）的收入或消费的增加会降低其他人的快乐水平，产生了负的外部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适当征税。

怎样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增进人们的长期快乐？这是当今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只是某一个工厂必须支付污染税，则其负担很重，可能必须关门。

■作者为澳大利亚蒙纳士（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 进入 黄有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快乐经济学 。然而，对全社会而言，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倍增加，并不能显著地增加快乐。不过，如果全世界各国，如果所有造成大量污染的生产与消费都必须付污染税，则市场会通过价格的调整和生产者与消费者自身的调整，使得绝大多数工厂还能继续生产，而且污染税的收入可以用来进行环保投资，人们甚至可能转而去做环境保护的工作。第二，像松鼠、老鼠等动物一样，人类也有累积的本能。

而适当地采取税收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根据学者P. Cosier近日的计算，我们现在的人均实际收入是100年前的七八倍。

大众传媒巨头默多克也表示，即使还未能完全确定，但也应该把存疑的利益留给地球。例如，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捐款30亿美元，来防止全球变暖及其他环境问题。

环境破坏的严重性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这在竞争性极强、物质主义盛行的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更加明显。

世界银行专家Easterly曾经分析得出，约有一半以上的生活质量指标会随着经济增长上升，但也约有略少于一半的生活质量指标会下降。因此，快乐水平不会有显著增加。为什么呢？第一，温饱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快乐水平的是相对收入或消费。而如果地球的生态环境没有被我们过度破坏，100年后，我们的子孙的人均实际收入，也会是我们现在的五六倍（如果以对环保负责的速度发展）或七八倍（如果以对环保不负责任的速度发展，并假定没有发展停滞乃至中途灭亡）。

加上人际竞争与无所不在的商业广告的影响，人们会牺牲健康、快乐甚至生命等更重要的东西来拼命赚钱。传统经济学分析强调税收的反激励效应（打击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认为税收有扭曲作用或超额负担。

为何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增加快乐？衣食足而知礼义。其实，有效率地处理污染问题，对其征收等于污染的边际危害的税，并不会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

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增加快乐。对个人而言，比较有钱的人的平均快乐水平，比收入中等的人和比较穷的人略为高一些——当然，有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因素。